如果把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引申一下，是否可以这样说：标举为心灵史的著作可能只是写了心灵的外壳；而本意不肯示人的日记倒可能是真正的心灵史。朱先生生前曾嘱咐爱妻：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5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版）惟其如此，当其披露于天地之间时，便格外引起世人的兴趣。这部日记的隐私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连对爱妻的微言也都记录在案，想见朱先生写这些日记时，是连夫人也并不随便翻看的。
吴宓先生说，基督教的本质是教人谦卑，圣徒从来都是自责的。圣·奥古斯丁为了偷邻家树上的果子而写了长达十几页的忏悔。朱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圣者，他写日记谨遵“吾一日三省吾身”的教诲，哪怕是对邻居的慢待、对仆人的一句苛责、对孩子管教上的疏忽、上课念了一个别字、有两个学生提的问题回答不出，都会在日记中严厉责备自己。如果一连几日没有读书，先生便警告自己说，“这样会毁了我自己。”甚至夜梦被解聘而惊醒。读了日记，总感到先生过于苛待自己，活得太累。用时下的话来说，活得不潇洒、不自由。
先生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启蒙，也曾是个性自由的追求者，他渴望把有限的自己打成粉碎，“随风?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背上，或跳上珊瑚树的梢，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粘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土成形，使有限的个体能够囊括无限的宇宙。”（《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这段畅想很容易让人想起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而浮士德正是一个追求个体生命的无限丰富性的典型。
但步入中年以后，先生生活得显然与青年时代的幻想不同：
“与圣陶言志。圣陶问及在现状下有否自由，对此虽稍加肯定，但无确切答案。今后想来职业与思想之自由至关重要，然隐指出我的地位能否做到这样。”（全集十，358页）
“隐”即朱夫人陈竹隐。知己者莫如爱妻，一句问语击中要害：先生活得并不自由。
现代系统论指出：系统中各个因子的作用取决于因子之间的“关系”。而构成这种“关系”的“链”是常被人们忽略的。社会上的每个“因子”都渴望自由，但充当“链”的却不能自由。朱先生作为系主任、校务会议的秘书，时常充当的就是别人不屑的“链”的角色，尽管每个因子都从“链”那里得到好处。
从日记看，当时的教授们，包括仰望才得见的大师们都不免动情于俗：
“茶后访陈寅恪，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教授相反，其逻辑推论（LogicalConsequences）有二：1、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疑二叶及闻公有野心，来耍手段（PlayPolitics），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陈前日开会时间太长，神经又颇受刺激，故颇失常态。今日所言甚简而重复不知若干次，渠意在取瑟而歌。赴平伯所。平伯亦不以陈此次态度为然。”（全集九，208页）
闻一多从外地返校，要求有人去火车站迎接，找不到人，只好朱先生“亲往迎接”；学校规定教授拿了酬金要给个回执，沈从文不肯，自然需先生圆场；俞平伯要求加薪而且态度强硬，但只对先生说，先生自然要处心积虑在校长处代为申明理由……如果没有先生这个“角色”，许多事大概就办不成，很有“个性”的教授们就无法感受到校园里的自由和潇洒。先生被拥戴当了十六年的系主任，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尽心竭力。有“权”总是可以得到好处的。但先生除了拿一份系主任的薪水外，似乎并没有再得到什么。
陈竹隐说先生的不自由源于“地位”。这只说对了一小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性格和后天的教育。先生那个时代，大谈人道主义为时髦，但没有几个人像先生那样把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早在同俞平伯游秦淮河时，先生就不肯点歌女唱歌，认为是对歌女人格的不尊重；如前所说的慢待妻的朋友、苛责女仆之类的凡对别人可能构成轻微伤害的琐事先生都把它当作违反人道主义责备自己。对于孩子更是事无巨细，只要稍有头疼脑热，先生便寝食不安，日记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为此耽误了宝贵时间，先生又自责：“余不能忘情家事，实一大病。”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自然也包括家庭关系。先生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并有“吾生为事畜”之叹。
但朱先生并不是没有个性的人。陈岱荪评价先生是“外圆内方”，可谓知人之语。他一旦认定要做的事，必定坚持到底，几十年如一日，如“会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办系方针，“微观谨严、宏观开阔”的治学追求都是一以贯之绝不随波逐流的。特别在读书方面的韧性，令人又敬佩、又感伤，即使身染重病、体重只剩八十斤的时候，仍在坚持读书。二十年日记的结尾最后四个字是“……读书少许”。写下这四个字之后不到两个月，先生即辞世。
从日记上看，先生最富个性色彩的是他的对于民族屈辱的诗人般过敏气质：
“九一八”事变时，先生时值在欧洲考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扩展到了对每一个日本人的憎厌：
“有个日本妇女打电话给歇卜士夫人，说有一对日本夫妇想在这儿租个房间住一个月。这消息使她很高兴，却给我和柳带来难题：我们是否立即搬走？或者事先告诉她，我们不能和日本人住在一起？”（全集九，107页）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又记：
“去看巴尔特弗莱夫人的演出……当我发现一个日本人坐在我前排座位上时，感到很不是滋味，几乎要退出剧场。但从他和夫人的谈话，以及从他夫人的服装、相貌上，我很快弄清楚他是个中国人，于是我冷静下来了。不过，我在自己国家的危急关头进戏院，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誓不与日人为邻，似显得有些幼稚。“戴维斯先生以余为日本人，甚不快。”（全集九，54页）好像也不必。我们总该把一般日本人同好战的政府分开。但恨乌及屋亦为情中之理。我以为，朱先生所以高于一般学人而成为圣者，其原因或在这些看似幼稚的行为里面。
文化人都是珍爱个人自由的，朱自清也不例外。但命里注定生活在一个充满灾难的动荡年代，该怎么办？或者随着大海的波涛俯仰浮沉，或者在岸边筑个小巢享受个人的自由。前者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被大海所剥夺，但大海所赐予的喜怒哀乐也是后者享受不到的，而浮士德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五彩缤纷。”
1998年11月2日清华图书馆
 |
